正版挂牌图宏观调控: 产业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

时间:2019-10-17

  随着工业化转向城市化以及服务和消费主导发展格局的形成,从需求支出端升级看待供给端 优化,从服务业高端化和效率补偿看待经济发展,是城市化阶段发展理念重塑的核心。与这种新的发展理 念相对应,中国的供给端也将发生变化,核心趋势是从产品供给为中心转向要素升级为中心。以需求支出 端的升级促进供给端的升级,在福利提升与效率改进的动态平衡中谋求高质量发展,是城市化可持续的必 由之路。为此,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应该立足于结构服务化的现实,以促进要素升级和知识生产配置 为首要任务,充分重视政策设计的结构性、综合性和前瞻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需求结构转换背景下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15ZDC01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转型风险与国家生产系统效率提升路径研究(14AJL006)。

  [作者简介]袁富华(1968-),男,山东成武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 平(1964-),男,广东梅县 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突破60%,未来20—30年间将面临消费偏好的快速变化和公共服务支出的快速提高。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以生产供给为中心,相应理念是从供给角度看待消费、从工业角度看待服务业,消费和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安排,都是为了促进工业化规模扩张。中国正在步入城市化成熟时期,中心任务是提高发展质量,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重要评估指标。与这个指标相对应的发展理念就是:从消费角度看待生产,以服务业结构升级促进整体经济高质量。

  与这种新的发展理念相对应,随着工业化转向城市化,中国的供给端也将发生变化,转变的核心趋势是——从产品供给为中心转向要素升级为中心。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随着服务业替代制造业,这个过程要想获得可持续动力,必须要有服务业和消费提供的效率补偿,但是,这种效率补偿必须求助于生产要素的升级。与要素升级相关的人力资本升级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有赖于需求支出端的政策支持。以需求支出端的升级促进供给端的升级,就是如何实现福利制度建设和效率提升的动态平衡——工业化阶段通常把需求支出端看成消费市场或福利成本支出,不同的是,城市化阶段的发展理念是将需求支出端视为要素升级和未来人力资本投资,这是动态的发展理念,也是结构服务化过程的主要特征。

  为了实现福利和效率的动态平衡,以服务业和需求支出端为中心的调控政策,不得不体现出结构性、综合性和前瞻性。这种再平衡要求,一方面源于经济转型时期公共服务支出比重的上升,另一方面源于财政支出刚性压力对效率系统的更高要求。把这种逻辑放在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意味着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的联系将越来越强,政策效果的反馈机制对于结构优化和效率改进也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国转型时期的主要挑战,就是转变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短期利润最大化行为,转而对效率和创新的长期结构条件给予充分重视。

  以美国为引领,二战后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知识生产配置主导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过程,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这个过程的最大特色,就是服务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司、产业以及整体经济的要素结构和职业结构[1],并成为1970年代以后高消费能力、持续资本深化能力和高生产率这个良性循环的基础。可以说,二战后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再平衡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都与结构服务化这个本质特征密切联系。经济效率持续改进,一方面基于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立足于科教文卫等服务部门所提供的效率补偿效应。因此,再平衡与公共政策目标的确立是问题的一体两面,也是发展转型的评价基准。第一,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显然的一点是,二战后大规模工业化和社会财富积累,推动了发达国家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这不仅体现在欧洲老牌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完善上,而且体现在低预算发达国家养老、医疗和社会救助水平的提高上。个中原因是,结构服务化所导致的经济减速,抑制了收入提高速度、削弱了个体和家庭抵御城市化内生风险的能力。为此,公共服务支出在经历了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快速提高后,针对稳定和公平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在这些国家最终确立下来。第二,教育和经济发展。从美国和德国在20世纪初期引领中等教育发展开始,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从中学教育普及到大学教育(或高技能培训)普及的发展。以1950、1980、2010年三个时点的大学入学率和平均教育年限为例:美国分别为13.1、29.9、53.9(%)和8.4、12.3、13.2(年);德国分别为2.6、5.7、21.5(%)和6.8、7.0、12.4(年);日本分别为4.5、15.9、30.6(%)和6.7、9.1、11.6(年)。受到发展阶段和人口规模的影响,中国分别为0.4、0.9、4.5(%)和1.6、5.3、8.0(年)。第三,资产多样化和(金融)市场稳定。结构服务化将带来更多不稳定,且导致复苏过程变得缓慢[2],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八起“四风”问题典,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金融创新所导致的金融自我强化和及相应资产泡沫有关[3],另一方面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实体投资抵消波动能力弱化有关,由此导致的市场不稳定,其受害者主要是消费者和小企业。同时,由于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的泛滥,以往间接融资体制中消费者、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储蓄—投资关系,被直接融资、资产证券化等替代,家庭和企业因此被捆绑在一起,加剧了系统性风险。

  1.国际分工体系的新变化。鉴于公共服务支出的刚性压力和效率改进的需求,1980年代新自由化浪潮的兴起,是发达国家针对各自国内创新激励推行的,目的是寻求福利和效率之间动态平衡的新路径,这种动机客观上导致国际分工格局的重新塑造,并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战略提出挑战。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制度化,有力推动了经济过程从产品供给向高端要素升级的转型,服务业的高端化和人力资本高端化,不仅成为制造业、服务业日益融合的基础,而且成为国际分工体系演化的新特征:高端服务业具有的效率补偿和溢出效应,使得发达国家的创新重新建立在更高的基础之上,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中心—外围模式,也因此从以往工业化资源的全球配置(或者产业链的雁阵传递),转向高端生产要素与知识生产分配的垄断。

  更加明晰的表述是,二战后日本制造业的崛起,标志着中心国家完成了制造业资源的全球配置。198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适逢现代服务业升级步伐的加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大融合不仅促进了制造业集中,而且使得各类制造企业更加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的平台化特征,并籍此巩固了结构服务化的可持续性。当然,这一切都是源于发达国家内部福利和效率再平衡压力,压力导致了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协调性的提高。在向成熟城市化迈进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主要来源于此,发展战略调整的方向,应该立足于结构服务化的福利和效率再平衡问题,而不仅仅是工业化阶段的生产供给问题。

  2.强制性再平衡与调控方式总体取向。随着服务业比重突破50%,人口转移由工业化阶段的城乡流动转向城市之间流动,国家战略转向以人民为中心和高质量发展,这些变化预示着成熟城市化时代的到来。但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快速的城市化导致原有资源配置方式的不适应性,效率提升与福利制度完善之间的动态平衡,正在成为战略与政策的关键难点。宏观调控总体取向是围绕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进行效率和人的发展的再平衡,摆脱传统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化资源配置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从大规模工业化的绩效来看,其成就毋庸置疑。这套以政府直接干预为核心的工业化制度,就像其他国家在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所发生那样,也会面临适应性调整和再平衡问题。在日益开放的大背景下,强调制度的弹性和适应性,是由于内外因素的强制性再平衡力量所引致。

  3.产业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运作机制及其适应性调整。对于政策运作机制及其适应性调整方面,我们强调中国工业化路径的一些特殊方面,以及这些特征之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阻碍,缓解、消除这些阻碍正是中国宏观调控方式变化的着力点。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中国以嵌入国际低端产业链条的方式,在短短40多年内跃升为国际制造大国,政府干预、廉价劳动力使用、技术复制模仿是塑造这种规模路径的主要手段。简言之,工业化阶段的产业政策和财政金融,紧紧围绕生产供给展开,目的是解决产品匮乏、突破低收入贫困陷阱。政府直接干预,不仅体现在选择性融资支持和压低要素成本上,而且体现在产业发展的条块分割上,生产型财政也是为了快速实现资本积累、快速扩大产出以满足市场需求。这个时期,由于规模扩张效率足以覆盖各种各样的扭曲成本,因此产业—财政—金融政策实现了特定条件下的良性循环。但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到2011年城市化率突破50%,“十三五”期间将突破60%,中国经济发展步入结构服务化和消费主导时期。同时,城市化率突破50%以后,中国也将面临类似于发达国家1950—1970年代公共服务支出迅速增加的趋势。由此也使得中国发展特征发生根本变化,宏观政策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4.城市化过程中宏观政策的结构性、正版挂牌图。综合性与前瞻性。第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再平衡的核心是财政转型及其制度化建设。就像发达国家二战后至1970年代所经历的那样,中国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比重持续上升的时期,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公共服务比重的增加,是确确实实的经济服务化的标志,也是高度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鉴于中国工业化阶段财政生产建设职能转型的滞后,可以说,公共服务支出的规则——财政收支制度化建设可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第二,国际收支再平衡的核心是培育内需潜力和技术潜力。国际石油危机和广场协议,是来自外部的强制性再平衡的典型案例,两个事件都是发生在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且向高度现代化(城市化)转型的拐点时期,这种强制性使得发达国家充分认识到了开放风险,从而更加着力于国内需求潜力的开发。一方面,发达国家运用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强化全球化资源配置的控制,以此把市场竞争的风险推向外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通过科教文卫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建立和巩固国内知识生产配置机制,积累高层次人力资本,升级国内产业链,稳固创新源头。第三,国内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核心是服务业和消费的效率补偿能力。1980年以来发达国家财政收支的制度化——尤其是公共服务支出的刚性压力,给创新和经济效率改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效率和公平的再平衡压力,是在结构服务化主导增长的高度现代化时代产生的,本质上意味着服务业主导的城市化必须具有效率补偿能力,否则经济发展将面临收不抵支的内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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